提起鴉片戰(zhàn)爭，但凡接受過基礎教育的國人都不會感到陌生，毫無疑問，這是近代滿目瘡痍的開端。然而對于絕大多數(shù)人來說，鴉片戰(zhàn)爭僅僅意味著歷史教科書中一段冰冷的文字，幾個在戰(zhàn)爭和外交場合做出愚蠢決定的大臣，以及戰(zhàn)爭結束后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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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歷史老師在講述這段距離我們已有將近兩個世紀的歷史時，會用到“腐朽、沒落、愚昧、無能”這些字眼，這種站在上帝視角的批判看似是對過往的反思，但卻沒有任何貼近歷史的溫度，僅僅是將整個民族所經受的失敗、屈辱全部歸罪軍事將領與外交大臣，以一百多年后的觀念去推測古人。

茅海建先生于1994年所著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以全新的視角對鴉片戰(zhàn)爭進行了理性分析，通過對清朝的軍事力量、戰(zhàn)爭過程、條約的簽訂等一系列史料的研究，試圖以當時的道德觀念、思維方式與行為規(guī)范去理解歷史。茅先生在自序中談及：“盡管現(xiàn)代史學理論已經證明了再現(xiàn)歷史之絕對不可能，但求真畢竟是治史者不滅的夢境?！苯^對的復原歷史是不可能的，但歷史研究的意義正在于通過不斷地推論，更加貼近歷史事實，從而獲得真正的歷史經驗，以規(guī)避災難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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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tǒng)中國史與事實之間的差距

打開中國傳統(tǒng)史籍，人們往往會看到對于善惡忠奸的評判，這種基于道德的判斷是最容易做出的，只要歷史人物的觀念或做法合乎后來人的價值判斷，就會被定義為“善”，反之亦然。很少有人去關心事實真相，人們總是會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方面。

在鴉片戰(zhàn)爭中，善的一方往往被定義為嚴禁鴉片的林則徐、虎門大戰(zhàn)中戰(zhàn)死的關天培、三元里抗英中英勇作戰(zhàn)的廣東民眾，惡的一方則被定義為“賣國”的琦善、戰(zhàn)敗的奕山、簽訂《南京條約》的耆英。茅先生卻在緒論中大膽地否定了琦善的“賣國”罪名，琦善被控的罪名主要有四條：主張弛禁鴉片、打擊禁煙領袖林則徐、虎門危急時拒不支援導致戰(zhàn)事失敗、私自割讓香港予英國。然而在對當時的史料詳細分析之下，這四項罪名竟無一成立。

中國人向來稱贊“玉碎”的品格，認為在兩國對抗中，只有強硬的態(tài)度才是“忠勇”的體現(xiàn)。這種看法雖然在道德層面上容易獲得民族情感的認同，但僅僅強調精神而忽略現(xiàn)實顯然是不客觀的。

戰(zhàn)爭最基本的實質是兩支軍事力量之間的對抗，在茅先生的分析之下，我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1、從武器裝備上來看，“英軍已處于初步發(fā)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于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

2、雖然清朝在鴉片戰(zhàn)爭中處于兵力上的優(yōu)勢，但清軍的性質更傾向于維護地方治安的警察，布防極為分散，沒有一支可集中力量用于作戰(zhàn)的軍隊；

3、官兵的選拔方式更傾向于傳統(tǒng)的冷兵器作戰(zhàn)，而并不適用于近代化的軍事作戰(zhàn)。

因此，無論從民族情感上多么不愿承認，在一支近代化軍事力量的降維打擊之下，鴉片戰(zhàn)爭是一場注定會失敗的戰(zhàn)爭，大臣的善惡忠奸在歷史事實中產生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將戰(zhàn)爭失敗的結果歸罪于不主張強硬對抗的大臣，而疏于對國家組織形式的反思，這是一種最易獲得的結論，也是一種最無意義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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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與迷夢

鴉片戰(zhàn)爭毫無疑問是一場流血且失敗的戰(zhàn)爭。雖然當時的清政府已經百病纏身，孱弱不堪，但它仍然以“天朝上國”自詡，在戰(zhàn)爭之前，沒有任何一個人相信天朝會不敵區(qū)區(qū)“島夷”。因此，這場武力抵抗與戰(zhàn)爭中的流血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之后的議和則是一個弱國在戰(zhàn)敗后所做出的無可奈何的利益讓步。

茅先生認為“以鮮血而贏得勝利，自是其價值的充分體現(xiàn)。以鮮血而換來失敗，也可能不是無謂的，即所謂‘血的教訓’。一個失敗的民族在戰(zhàn)后認真思過，幡然變計，是對殉國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紀念。清軍將士流淌的鮮血，價值

然而，鴉片戰(zhàn)爭所流淌的鮮血并沒有體現(xiàn)其價值：“盡管戰(zhàn)爭的結局是殘酷的，但道光帝并沒有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仍是一如既往地將一切責任卸于下屬。牛鑒逮問后，他又將奕山、奕經、文蔚等前敵主將送上刑部大堂，統(tǒng)統(tǒng)定為斬監(jiān)候。他在內心中認定，戰(zhàn)敗的原因在于這批奴才未能實心實力辦事，‘天朝’的厄運在于缺乏忠賢智良之臣。”在這種舊有的思維方式與體制之下，沒有任何一個經歷鴉片戰(zhàn)爭者對制度產生疑問，甚至被捧上神壇的林則徐在病中口授的遺折仍然是臣子對于君主的一片忠誠，而并無對改變時局的思考。

付出了如此慘痛的代價，沒有人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蘇醒，人們簡單地評判完善惡，便將這次戰(zhàn)爭拋諸腦后：“議和之后，都門仍復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書‘免談時事’四字，儼有詩書偶語之禁?！?/span>

正是這種傳統(tǒng)的歸罪于人的思維方式，使我們忽略了整個國家所存在的問題，反而形成了一種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認為只要重用賢臣就能反敗為勝，從而導致了十幾年后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慘敗與火燒圓明園的屈辱。

歷史的教訓與現(xiàn)實的思考

步入21世紀已有將近二十年之久，中國的硬實力與軟實力毫無疑問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而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我們來說仍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與挑戰(zhàn)。

當我們回憶起這段落后于人的歷史時，總有人認為這是當政者與戰(zhàn)敗者的責任，但我們往往忽略了一件事：能夠站在上帝視角評判的永遠是后來者，沒有任何人能不被自己所處時代的局限性所影響。盡管鴉片戰(zhàn)爭距離我們已有將近兩百年之久，但傳統(tǒng)“明辨善惡忠奸”的固有思維對我們的影響無疑是可怕的，似乎只要有人被推出來承擔責任，我們就可以忽略體制本身所存在的問題。

作為中國近代的開端，鴉片戰(zhàn)爭是讓中國人感到屈辱和痛心疾首的。如今，鴉片戰(zhàn)爭已然遠去，現(xiàn)代化的進程還在不斷推進。以往的經驗證明，單純的失敗并不能成為成功之母，只有正視失敗、認真總結、不斷革新者，才有資格讓失敗成為成功之母。一段失敗的歷史，其意義正在于——不讓歷史重演。